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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瀾的“與日俱進”之我見

發布日期:2020-11-18來源:四川省科技新聞學會作者:殷邦權瀏覽量:117
詳情介紹

張瀾的“與日俱進”之我見

殷邦權

  1954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稱贊張瀾先生說:“表老??!你的德很好。你是與日俱進的。”簡短數語,道出了先生精神品質珍貴所在。古人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在面對世界風云變幻,社會主義陣營動蕩之際,我們學習、研究、弘揚張瀾先生的“與日俱進”精神和品格,也正是時代的需要。

  所謂“與日俱進”,它不僅包含張瀾先生的道德品格、學習進取,而且也包含他的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實踐與斗爭,是“立功、立德、立言”的統一。先生的一生,是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不斷前進的、戰斗的一生。他從維新變法到保路運動,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從接觸馬列主義到信仰馬列主義,從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百折不撓、奮斗不息,實現了他推翻舊社會,創造新中國的夙愿,成為一位“與日俱進”,可歌可敬的民主革命家,杰出的愛國主義者,今天我們學習、研究他,應首先追溯到他“與日俱進”的動力。

  事物的運動和發展,離不開內因和外因兩個條件,這是事物運動發展的客觀規律,張瀾一生大部分時間處在險惡的社會環境中,為什么能夠“與日俱進”呢?對此,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進行分析以找出其動因。

  一、原動力

  張瀾的父親乃是清代秀才,家境困窘,設館課徒,安貧樂道,清苦自持。“平生無不檢之行,無茍取之財。”他常教育兒女;“雖貧賤,善方為。惡不可為也。”張瀾自幼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并喜讀經史,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加之當時的維新運動的促醒、日本維新富強的啟示、“五·四”運動的沖擊等社會環境的影響,在步入社會之時就已經確立了樸素的愛國愛民思想,并成為他與日俱進的原動力。

  張瀾先生作為生活在黑暗動蕩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舊知識分子,而能一生奮進不為功名利祿所左右,這是難能可貴的。他從參加保路運動開始,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前,先后出任過川北宣慰使,臨時國會眾議員,討袁軍司令部政務長,四川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等。幾十年,勿論升降沉浮,他始終不為舊官場腐敗習氣所熏染,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一身布衣,守廉愛民,保持了高潔品質。他作宣慰使時,他的四弟(一位秀才)求他在政府機關給一職位,他斷然予以拒絕,說,我不能任用私人。新中國成立后,張瀾當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仍然始終如一保持樸素,節儉的作風。

  張瀾作官敢為民作主,這又是他實現人生價值的又一突出品格。當他任川北宣慰使時,率軍回順慶,懲治貪官污吏和地方上的土豪惡霸,為百姓除害興利。作嘉陵道尹時,獎勵廉能,禁煙禁賭,罷免貪官,處決了一批為非作歹的地頭蛇。百姓無不贊頌先生清正。

  張瀾一身愛國愛民不是停留在感嘆“民生多艱”,而時時處處都在以實際行動為振興中華而奮進。他立定“弘揚教育,倡辦新學,培養人才,移風易俗,改造中國”的志向,先后在南充、成都任教或主辦書院、私塾、小學、中學、大學,培養了大批革命志士和棟梁人才。他在辦學中不僅敢于沖破封建牢籠,“離經叛道”,倡辦新學,而且還大膽改革,把辦教育與辦實業結合起來,把普通中學改辦成為綜合性的中等學校,并盡力開辦或與廠、場合作開辟學生實驗基地,使學用結合,發展地方實業,振興地方經濟。他還特別注重養蠶種桑,發展蠶絲工業,一舉而為南充教育和實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個人的價值,不是以壽的長短來計算,立功、立德、立言,這是中國估計一個人的價值標準,一個人要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所貢獻,才算是有價值的人生。”張瀾這段話,正道出了他人生價值取向的真諦,也正是他“與日俱進”的原動力。

  二、啟動力

  愛國主義是張瀾“與日俱進”的又一內在動因。愛國主義雖然與愛國愛民思想同屬一個范疇,但卻有新的政治內涵,更能規范人的行為向著認定的目標進取,并且這種愛國主義是在斗爭中形成,又是在斗爭中發展的。

  張瀾的愛國主義舉動始于日本留學期間。他在留日學生會上倡議慈禧退朝,還政光緒,變法維新,當時維新運動已遭致失敗,革命斗爭處于低潮,然而張瀾卻能在低潮中奮起。1911年5月9日,他見清廷出賣四川路權拍案而起。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副會長的身份無所畏懼地與清政府進行堅決斗爭,繼而在各地掀起抗糧抗捐的風潮,席卷全川。保路斗爭迅速發展成了武昌起義的導火線,為辛亥革命的勝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起義,武昌革命或許要推遲一年半載的。”辛亥革命的勝利,使張瀾看到了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的曙光,其愛國主義也隨著這一歷史的變革而形成。

  民主主義也是張瀾愛國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1921年,張瀾倡導四川地方自治,并先在南充進行試點,制定出了《四川南充縣暫行自治大綱》23條,使民眾享有一定民主權利。張瀾還主張民主辦校,提倡思想自由和學生研究自由。他任成都大學校長時讓中共地下黨楊伯愷在課堂上公開宣講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進步經濟學者張禹九主講日本河上肇編述的馬克思關于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對校內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科學研究社“不僅給予精神上的鼓勵,而且在經濟是予以支持。蘆溝橋事變后,張瀾的愛國主義思想集中表現為:“抗戰、團結、民主。”張瀾認為,這三者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凡與此相違背的他毫不猶豫地堅持斗爭。他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張:“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精神是一致的。他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堅持主張實施民主政治。1943年,張瀾在致蔣介石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內問題的癥結,皆在政治之未能實行民主”。此時張瀾的思想隨著形勢的發展又由最初的“抗戰、團結、民主”調整為:“民主、團結、抗戰”。并在1945年8月3日舉行的中外記者會上指出:“我們的中心主張,一向就是民主、團結、抗戰三層,而其中尤為民主一層為中心的中心,因為我們相信,中國如不實行民主,任何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物價問題,抗戰問題,軍事問題,以及一切社會教育文化問題,必都不能圓滿解決。”所以,他無論在國民參政會上,還是在群眾集會上,他都強調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這也是他與國民黨進行殊死斗爭,不參加偽“國大”的政治原因。1946年7月8日,民盟在成都召開李公樸、聞一多的追悼大會。在會上,張瀾痛斥國民黨破壞民主的暴行,而慘遭特務阻擊,打傷頭部。他在養傷期間鄭重申明:“為了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奮斗,個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堅定的民主主義精神,強烈的愛國熱忱,正是他“與日俱進”的又一內在動因。

  三、推動力

  張瀾的思想之所以能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除了他具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客觀環境所鑄造的愛國主義的內在動因之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馬列主義對他的啟迪也為他“與日俱進”起著強大的推動作用。

  1919年,他在北京結識了林伯渠等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并開始接觸到馬列主義的思想,從而引起思想上的巨大飛躍。他不顧北洋軍閥不準刊登“過激派”言論的禁令,而毅然于4月28日在全國幾大報紙之一的《晨報》上,發表了與梁喬山討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文章。據記載中國在報刊上討論“社會主義”是從他這篇文章開始的,這里也足見他的思想起點之高。他以北京大學《晨報》責任董事名義特聘李大釗為第七版編輯,據統計,李大釗在《晨報》上發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介紹馬列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日后又聘俄專畢業的進步學生瞿秋白為《晨報》記者,出使蘇聯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寫回《俄鄉記程》、《赤都心史》等專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列主義”。張瀾在成都以及南充辦學時聘請了具有進步思想的教師張秀熟、袁詩堯、李鳴柯、任乃強等先后擔任教務主任與教員,這些信仰馬列主義的教師,對他的思想轉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使他由一個舊民主主義革命者開始轉化為信仰馬列主義的新民主義革命戰士。

  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無不使張瀾增強對于真、善、美,是與非的鑒別能力。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期間,他對紅四方面軍由陜西進入四川,在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漢一帶建立根據地,表示歡迎,對蔣介石派參謀團入川則極力抵制。1935年,張瀾促成了中共與劉湘建立了統戰工作聯系。他還根據中共中央關于聯合地方勢力共同反蔣的政策,多方勸說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派人同廣西的李濟琛將軍取得聯系,使雙方于1936年冬簽訂了《紅(紅軍)、桂(廣西)、川(四川)軍事協定》。1937年4月他受劉湘委托,代表川康地方勢力與中共駐成都代表李一氓會晤,訂立了聯共反蔣抗日的秘密協議,并動員劉湘“獻銀二十萬兩資助陜北紅軍”。這些革命的行動,足以說明張瀾已是中國共產黨患難與共的忠實朋友,對蔣介石已開始由反對發展成為公開的斗爭。

  1939年“為了共就抗戰建國大計,討論其政策是非,以求意見之統一,促成行動之團結”,張瀾與沈鈞儒、梁瀨溟、黃炎培等在重慶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在“統一建國同志會”上,他指責蔣介石的種種反共措施。1941年2月19日在重慶“持園”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會上,被推選為主席。他領導民盟與中共密切合作,可算是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民主運動生力軍”。

  張瀾一生奮進,威武不屈,始終與共產黨站在一起,為維護舊政協決議,決定民盟不參加由蔣介石單方面召開的國大,從而間接地支持了中共的解放事業,在政治上對蔣介石予以沉重打擊和孤立。為此,蔣介石下令以暴力強迫解散民盟,但張瀾卻在《正言報》上刊登了個人的《呼吁書》,暗示民盟并未解散,表明爭取民主的立場并未改變。在解放戰爭中張瀾更是與共產黨肝膽相照,在策動川軍起義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加速了蔣家王朝的覆滅,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張瀾投身革命,無論環境何等險惡,斗爭何等艱巨,而他不是彷徨退卻而是斗爭,正是馬列主義給了他強大的推動作用。

  張瀾的一生是剛正無私、正氣磅礴、與日俱進、奮斗不息的。他走過的路是一條不平坦的路,從倡導慈禧退朝到“五·四”運動,從成都大學任教到抗日反蔣,直至社會主義革命的各個歷史階段,其思想演進發展過程在今天無不給人以啟示:

  第一、興辦教育與興辦實業結合。建國四十多年來教育事業有了較大發展,但在客觀上也存在著教育與社會、教育與勞動、教育與實踐結合的差距。如何培養“德、智、體、美、勞”的社會主義新型勞動者,在這個方面我們還得從張瀾辦教育與辦實業的結合中吸取教育思想的營養,在教育與實踐的結合上下功夫,讓張瀾興辦教育與興辦實業的精神弘揚光大,以達到“教育興農”、“教育興企”、“教育強國”的目的。

  第二、愛國主義思想。作為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應該為民族的興盛富強而為之奮斗。張瀾作為一個清末的舊知識分子,能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雖“大刀架頸,洋槍抵胸”而不懼,特務暗殺監禁而不屈。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更有責任肩負起建設祖國的重任,以報效祖國的養育之恩,使愛國主義精神發揚光大。

  第三、民主主義思想。張瀾“倒袁”“反蔣”目的在反對獨裁,倡導民主政治。從倡導學術自由到民主建校,從在南充縣試行民主自治到發表《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也足見其民主思想。歷史和實踐證明一黨制在我國行不通,多黨制更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才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的偉大創舉。在東歐演變、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陣營波折的今天,我們應該從國家民族長治久安的高度,反“和平演變”的高度認識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加強民主政治建設和法制建設。

  第四、改革的膽略。張瀾在教育上敢于沖破封建牢籠,開辦女子大學新風,“離經叛道”搗毀神象,倡辦新學,不顧教育廳阻撓,毅然改革學校體制注重教育實用,把辦教育與興辦實業結合。在政治上,主張四川自治,并在南充試點,推行選舉制,實行行政、司法分離。張瀾能在當時的惡劣環境下大膽改革,這種進取精神正是我們今天在改革大潮中應該宏揚的。

  第五、社會主義信念。張瀾在1929年《中國學生的出路》中就已指出:“資本主義在人類社會進化上有歷史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它卻不是發達生產的而是障礙生產的。……就是目前帝國主義阻止中國生產的發達,也屬世界資本主義障礙生產的一個證明。進一步說,中國革命的自身,即已宣布了資本主義的死刑。”他向往“大同的共產社會”,對社會主義充滿了信心,而且為之奮斗不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然而,在當今世界風云變幻,在共產主義的陣營中出現一縷烏云之時,卻有人一葉障目,對社會主義產生了彷徨迷茫,這與張瀾相比是多么渺小,我們應該堅信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和人民選擇的金光大道,也是強國之路。(作者系四川省科技新聞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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